互联网的中心化与去中心化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法律问题。互联网的去中心化被过度神话，需要进行祛魅与法律规制。从阿帕网到万维网、Web1.0与Web2.0，互联网的中心化与去中心化并非二元对立，去中心化也并不一定具有价值优越性。互联网的中心化与去中心化具有高度复杂的宪制性特征，需要结合不同的网络结构，综合考虑安全、效率、平等多种法律价值。Web3.0试图借助区块链技术，实现用户对于内容与数据的控制，从而摆脱大型互联网企业的控制，实现去中心化。但区块链和Web3.0的金融化面临较大风险，加密货币、NFT等应受到法律规制，限定其应用场景。而区块链和Web3.0在非金融领域的应用则面临落地难题，其在元宇宙、底层网络架构等场景的应用面临个体控制困难、应用成本高昂、公共领域丧失等问题。以区块链技术为代表的Web3.0提出了正确的问题，但其解决方案难以代表下一代互联网的发展方向，法律不应将互联网的彻底去中心化作为规制目标。

一、问题的提出：互联网去中心化与法律规制

互联网的中心化与去中心化一直是互联网的核心议题。互联网的去中心化往往被认为具有更高的价值优越性，应成为法律规制的首选目标。在常见的互联网发展叙事中，互联网的发展就是以去中心化为模型的发展历史。例如，互联网的前身阿帕网（APARNET）就采取了去中心化模式的互联架构。20世纪60、70年代，美苏处于冷战时期，为了抵御苏联可能的军事打击，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开发了去中心化的计算机通信网络。即使部分节点被摧毁，阿帕网也能正常运行。在阿帕网之后，国家科学基金会网络（NSFNET）、TCP/IP、万维网、只读网页的Web1.0、可读可写的参与式的Web2.0相继出现。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互联网的“再中心化”现象，例如，大型互联网企业的出现与崛起，使得人们对于互联网的发展前景忧心忡忡，期待能够通过法律与技术重新实现互联网的去中心化。

以区块链为基础的Web3.0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提出的。Web3.0的主要主张是，Web2.0时代的互联网成为多个中心化商业化网络，不仅不同互联网企业的生态系统存在壁垒，妨碍数据流通，而且个人也丧失了对其数据和创造内容的控制。Web3.0的支持者认为，通过利用区块链等技术，可以为用户创造一个互联网上的通用数字身份体系，用户可以重新实现对个人内容和数据的控制权，并能对其进行商业化利用。例如，非同质化通证（Non-Fungible Token，NFT）技术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对用户的数字藏品授予具有唯一性的可信数字权益凭证。在元宇宙甚至是底层网络，Web3.0也可以对一般性的个人数据和个人生成内容进行登记和授予凭证，以此体现网络用户的劳动价值，实现更有价值的重新分配。有观点认为，Web3.0的去中心化模式代表了互联网发展的未来，网络架构的规制应当以彻底的去中心化为目标。

本文对互联网中心化与去中心化进行深入讨论，并反思互联网的未来法律规制。首先，互联网的发展历史表明，互联网的中心化与去中心化并非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自始至终蕴含了法律与政策判断。其次，中心化与去中心化并不是二元和绝对对立的，这两个概念本身包括了不同模式。例如，中心化既可以指只具有一个中心点的星型结构，也可以指一个中心点下连接多个二级中心的拓展星型结构；而去中心化既可以指有多个中心点的拓展星型结构；也可以指完全没有中心的网状结构。再次，互联网的去中心化尽管具有重要意义，但其价值并不必然具有优先性，互联网的中心化同样可以发挥其合理作用。在互联网的发展历程中，其底层架构设计一直充满了中心化与去中心化的辩证。最后，以区块链为核心的Web3.0并非真正去中心化，其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存在众多风险，在非金融领域则面临落地难题。Web3.0的法律规制在探索数字人民币等金融场景合理应用的同时，应当保持对Web3.0金融化的严格监管，同时避免对Web3.0的非金融化应用拥有不切实际的期待。总结而言，互联网的中心化与去中心化是一个复杂的宪制性问题，应对简单的去中心化进行祛魅与反思。

二、互联网历史中的去中心化与法律内涵

互联网的发展常常被视为一个技术发展的历程，这种观点只具有一半的正确性。事实上，互联网的前身阿帕网从诞生之初，就有非常显著的政治与法律内涵。20世纪60、70年代，为了保证阿帕网能够在美苏争霸和军事攻击的背景下仍然能够生存，才诞生了非中心化的互联网架构。以波兰裔美国科学家保罗·巴兰（PaulBaran）为代表的专家在互联网架构的设计上，将维持网络通信的稳定性作为首要目标。

具体而言，巴兰提出了三种不同的网络通信模型：星型的中心化（centralized）结构、拓展星型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结构和完全扁平化的分布式（distributed）结构，并主张采取分布式的网络通信模型。

图1

如图1所示，星型的中心化系统有一个中心节点或服务器，连接所有其他用户，中心节点储存其他用户可以访问的数据以及用户信息，用户可以通过访问中心节点而获取数据，也可以通过访问中心节点与其他用户取得联系。拓展星型的去中心化的网络则有若干核心节点，对于周围的若干用户来说，这些核心节点类似中心服务器，但这些核心节点又相互连接。而所谓网型分布式结构则是完全扁平化的，它不仅没有星型网络中的中心节点，也没拓展星型的核心节点，在这一网络结构中，所有的终端用户都处于平等地位。巴兰主张，阿帕网应当采取第三种分布式结构，这一结构再加上将数据切割打包的分组交换等技术，可以实现数据传输的强大生存能力。在巴伦的设计主张中，每个节点至少与周围四个节点形成连接，即使一半的节点被摧毁，连接的冗余也仍可以保证其他节点之间的自由通信。在巴兰的影响下，分布式网络成为了早期互联网的基础性架构。

但早期互联网的架构设计也受到了其他政治与法律价值的影响。如果说巴兰注重的是军事安全性价值，那么其他决策者和专家则更注重互联网的商业性价值与通信效率价值。例如英国计算机科学家唐纳德·戴维斯认为，巴兰所设计的“高度互联的网络”在“民用环境中并不必要”。20世纪60年代，英国政府最主要的考虑是在英美技术竞赛中保持竞争力；作为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负责计算机科学的专家，戴维斯并不认为战争下的网络生存性是网络设计的首要任务。戴维斯指出，在当时计算机技术相当有限的条件下，计算机之间的数据传输与对话非常低效，因为高密度互联的网状结构会大大增加网络连接的链路与路径。基于这种理念，戴维斯引入了数据分组交换技术以及计算机分时技术。在网络结构设计方面，在戴维斯设计的英国Mark I和Mark II网络中，其网络节点只和临近的两个节点相连，而不像巴兰所设计的那样，要求每个节点至少和四个节点以上连接。链路的简化，减少了节点之间连接所需要的路径与成本，增强了“实时数字通信”，让计算机用户能够更为快捷地实现信息交流。

美国阿帕网负责人劳伦斯·罗伯茨则在网络设计中加入了通信效率的目标。时任总统林登·约翰逊认为，阿帕网的主要目标是将高级研究计划署（ARPA）资助的几个主要研究计算中心互连起来，其功能的主要目的是降低成本和实现通信效率，而非保证其在战争下背景的生存能力。因此，罗伯茨领导下的阿帕网虽然采取了网状的分布式结构，但这种分布式网络是稀疏的，绝大部分节点都仅由两条链路连接。在罗伯茨看来，巴兰所设计的分布式网络和数据分组交换技术具有重要意义，但要求节点之间过度互联，并无必要。

在阿帕网之后，互联网的中心化与去中心化继续呈现复杂性，并且继续受到政治与法律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开始部署NSFNET，并由联邦政府而非军方提供资金资助，以实现互联网的更有效连接。到了20世纪90年代，NSFNET替代阿帕网，成为互联网的骨干网络，并奠定了今天世界范围内互联网络的基础。从图2可以看出，当时的NSFNET的骨干网采取了类似阿帕网的低密度互联结构，但其最上层骨干网节点的互联密度并不高，每个节点平均只有2—3个链路。而在纵向结构方面，其采取的是纵向树型结构，类似星型结构的延展。如图3所示，整个网络系统由主干网、地区网和校园网组成。各大学的主机可连接到本校的校园网，校园网可就近连接到地区网，每个地区网又连接到主干网，主干网再通过高速通信线路与阿帕网连接。NSFNET之所以采取这种横向的低密度分布式网状结构和纵向的拓展星型结构，是因为其主要的政治与法律目标就是科研机构的有效互联，而非军事上的通信生存能力。NSFNET的这种结构虽然可能会因为某个节点故障而导致部分网络中断，但其通信效率较高。这一结构可以用较少的链路连接所有节点，而且由于任何两个节点之间只存在一条路径，因此数据的传输路径非常明确简单。

图2

到了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受到了平民化与商业化的影响，互联网的中心化与去中心化继续发生复杂演化。1991年，万维网（Web）正式诞生。万维网通过超文本标记语言（HTML），把信息组织成包括内容、图像、声音、动画和电影的超文本，这使得互联网用户的信息搜索与交互发生了巨大变化，用户不再需要通过特定路径查找相关信息，而是可以通过Web浏览器等程序访问互联网上的海量信息。这导致了互联网用户爆发式增长，普通用户的加入使得互联网呈现较强的去中心化特征。但万维网本身恰巧具有一定的中心化特征。万维网采取客户端—服务器模式：服务器在被请求时存储文档并将其传输到网络上其他计算机的计算机程序，客户端为用户请求时从服务器请求文档的程序。在这种客户端—服务器模式下，网站服务器处于中心地位，大量普通用户则处于边缘地位，用户与网站等服务器之间构成了一种中心化支配的关系。

图3

互联网的底层架构中的中心化与去中心化也不断演进。随着NSFNET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转向了商业化应用，互联网在维持三层树状结构的同时，每一层级和不同层级间也出现互联，从而增强了其网状或分布式结构的特征。一方面，商业化后的互联网仍然大致维持了NSFNET的架构，只不过其校园网被本地网络服务提供商（ISP）所取代，地区网演变为私人网络服务提供商所服务的网络，骨干网则逐渐向私人网络服务提供商开放，并最终为私人骨干网所代替。如图4所示，商业化互联网下的骨干网—地区网—本地网仍然采取树状结构。另一方面，商业化的互联网引入了更多的数据互联链路。在骨干网方面，NSFNET骨干网的节点和信息高速公路非常有限，私有化骨干网的引入大大增加了骨干网的节点和链路。起初，NSF在旧金山、芝加哥、纽约和华盛顿特区建立了四个网络接入点 （NAP）（如图4所示），以保证不同商业网络的数据交换。其后，随着私人骨干网的节点和链路越来越多，整个骨干网就呈现了一种高度互联的网状结构，类似于图5所示的同心圆树状结构。尽管这种结构在骨干网—区域网网络服务提供商—本地服务商的结构方面仍然是树状的，但骨干网之间已经互联为一个同心圆结构。同时，随着私人骨干网的发展，这种互联结构进一步加强。如图5所示，除了NSF建立的网络接入点，私人骨干网之间也建立起了数据私有对等交换点。除了骨干网，其他网络服务商的互联也大大增加。例如在不同区域网的网络服务提供商之间，商业互联网逐渐建立了数据二级交换点；在多宿主结构中，在骨干网和区域网网络服务提供商之间，以及在本地网络服务商和区域网网络服务提供商之间，也逐渐建立了更多连接。

图4

图5

商业化互联网的中心化与去中心化特征之所以发生变化，其原因在于数据流量变化和互联网价值目标的转变。随着用户规模的爆发，互联网的数据传输开始包含个体交互、大众传播等各类活动，其底层架构需要应对各类拥堵、效率、公平等问题。例如1999年的美国超级碗，“维密”在中场组织模特走秀并进行直播，吸引了超过200万人观看，但却只有2%的观众能够访问网站。在互联网商业化与民用化转型后，数据流量常常短期暴增，延续了NSFNET的树状网络架构无法对此有效应对。无论是图5中骨干网上私有对等交换点、数据二级交换点，还是多宿主互联结构，都为数据传输开辟了更多通道，缓解了树状网络在应对交通堵塞方面的难题。

进入21世纪，互联网进一步商业化与民用化，互联网结构也呈现中心化与去中心化的更复杂互动。一方面，随着Web2.0概念的提出，普通用户开始广泛参与的内容与生态建构，强化了互联网的去中心化。在Web1.0时代，普通用户主要是网页的信息搜寻者与获取者，而非信息的创造者；但在Web2.0时代，普通用户不仅可以查询和获取网页信息，而且可以通过创造、上传、传播和分享信息而成为网页的参与者与建设者。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从社交网络到电商平台，从搜索引擎到视频社交软件，其中海量的内容都是由用户创造的。但另一方面，Web2.0时代也恰巧是互联网再中心化的过程。从脸书到微信，从亚马逊到阿里巴巴和京东，从谷歌到百度，从Youtube到抖音，正是海量用户创造了超大型互联网企业。在超大型互联网企业主宰互联网的今天，互联网也呈现显著的中心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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